南方财经全媒体记者郭晓洁实习生刘姝广州报道
　　今年10月，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
　　在这五篇文章中，绿色金融和普惠金融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积累了从国家到地方层面的政策和实践经验，发展颇受关注。
　　如我国的绿色金融经过将近10年的发展，已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绿色信贷市场和全球第二大的绿色债券市场。
　　而日前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陈道富介绍，经过十多年的努力，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取得长足进步，金融服务覆盖率、可得性、满意度明显提高。
　　多位受访专家向记者表示，绿色金融和普惠金融在发展理念、服务主体等方面都存在着紧密的内在联系，而目前两者的融合发展无论在政策上还是实践上都已经有了不少积极的尝试。
　　但目前发展绿色普惠对金融机构而言可能存在收益和风险的平衡等问题。受访专家认为，通过完善政策引导和激励机制，并借助科技手段，推动绿色供应链融资的效率提升，是推动绿色普惠在更广范围地深入融合发展的重要发展方向。
　　绿色普惠具有天然的连接
　　事实上，绿色金融与普惠金融无论在发展理念、服务主体及推进“双碳”目标实现方面都存在密切的内在联系。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研究员吴倩茜向记者表示，绿色普惠在发展理念方面是相融的。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均是“以人为本”价值观的重要体现。普惠金融旨在建立平等的、全方位服务社会群体的金融体系，使各类主体都有权利与通道享受便利的金融服务，激活经济体系中微小细胞的活力。绿色金融则聚焦节能环保、清洁生产、清洁能源、生态环境、基础设施绿色升级等可持续发展领域，以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开展系列金融活动。二者均为我国在构建更加适配新发展格局的金融体系方面的探索。
　　而从微观层面来看，绿色金融与普惠金融服务的主体与领域也存在一定交叉。
　　吴倩茜介绍，普惠金融主要面向农村及偏远地区低收入群体、中小微企业以及城镇弱势群体等。从绿色发展角度来看，个体工商户与农户在应对气候与环境变化领域可发挥的作用不容忽视，而偏远地区同样也是环境脆弱地区，随着经济社会绿色转型步入深水区，这些都是未来绿色金融的发力重点，二者的融合也将更直接地提升经济高质量发展质效。
　　从推动“双碳”目标的实现路径来看，农业和小微企业是重要的碳排放源，特别是小微企业具有量小、分散、面广的特点，整体绿色减排规模可观。
　　不少业内人士认为，短期来看，受制于生产方式和技术水平，目前农业和小微企业排放监测统计困难，而长期来看，受资源支持及绿色发展意识等方面的限制，小微主体绿色转型始终面临较大困难。
　　虽然小微企业集聚的多个行业已被纳入绿色金融重点关注与支持目录，但在实际投放过程中资金多集中于大型企业与项目领域，对于普惠主体的扶持力度相对有限。
　　吴倩茜告诉记者，一方面，由于缺乏健全的信息共享机制、信息不对称等因素影响，小微企业、“三农”等领域绿色低碳环保信息呈碎片化分布，金融机构难以及时获取和整合相关信息，不利于绿色识别和风险防控，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金融资源的调配。
　　另一方面，在普惠群体中绿色低碳发展理念尚未完全普及。普惠主体是碳减排的重点领域，但对于生存是第一要务的小微企业而言，其自我绿色行为的驱动力不强。
　　“从过往数据来看，普惠主体能够享受的绿色项目相关的激励措施较少，且绿色项目融资成本较高，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普惠主体对于绿色转型发展有效需求不足、意愿较低。此外，标准不统一、授信流程繁琐、数字化创新不足等也都制约着普惠金融与绿色低碳融合发展。”吴倩茜表示。
　　政策先行，各地实践探索遍地开花
　　尽管经过多年的探索，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的融合发展在政策与实践上都在推进，但“普惠金融不绿色，绿色金融不普惠”的现象却仍存在，金融机构在支持大型绿色转型项目方面尚且需要考虑收益和风险的平衡等问题，针对小微企业的绿色转型，金融机构如何更好地平衡风险与收益？
　　吴倩茜表示，收益和风险始终是金融机构最为关注的两个核心问题，也是绿色金融和普惠金融长期以来面临的两大难点。不管是绿色金融还是普惠金融，都存在较强的外部性，需要政策引导支持来避免市场失灵，保障资源配置。
　　为从政策端加强引导，推动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的结合，中央和地方均开始了积极的尝试和探索。
　　记者梳理发现，2016年，发展绿色金融和普惠金融首次被列入“十三五”规划，此后各部委陆续出台文件，鼓励金融资源向农业绿色发展、乡村振兴等方面倾斜。
　　今年10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首次在普惠金融重点领域服务中融入绿色低碳发展目标。
　　各地方在国家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创新引领下，绿色普惠金融领域“自下而上”的探索实践则更为领先。
　　2021年人民银行无锡市中心支行出台《关于推进绿色普惠金融工作的意见》，提出发展绿色普惠金融的主要目标和任务要求。2022年7月，广东省印发《广东省发展绿色金融支持碳达峰行动实施方案》，积极申报开展碳账户、碳汇、碳普惠等绿色普惠金融创新试点。
　　而与绿色普惠相关的标准建设工作也开始在地方开展探索。
　　如2020年湖州市发布了《绿色普惠贷款实施规范》《银行业金融机构支持绿色园区建设实施规范》《绿色农业贷款实施规范》三项地方标准，以标准政策形式推动了我国绿色普惠金融融合发展领域的进步。
　　2022年11月浙江省金融学会发布了团体标准《小微企业绿色评价规范》，今年7月江西省赣州市编制完成了《赣州市绿色普惠金融标准》和《赣州市绿色普惠金融支持项目目录》，鼓励金融机构加强绿色普惠金融产品创新。
　　为打消金融机构“后顾之忧”，引导更多资金流向绿色普惠领域，2023年8月，广州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印发《广州市普惠贷款风险补偿机制管理办法（修订）》，在2020年建立的广州市普惠贷款风险补偿机制制度的基础上，增加了重点对绿色低碳发展的支持力度，对绿色低碳等重点产业领域补偿比例由正常的50%提高至65%。
　　广州市绿色金融协会秘书长黄志海向记者表示，该项政策修订将调动金融机构参与绿色金融工作的积极性，放大财政杠杆，同时能够有效解决绿色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难题，推动广州市绿色金融与普惠金融协同发展，加大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力度。
　　在政策的鼓励下，不少地方和市场也在绿色普惠的融合发展上开始了积极的尝试。
　　吴倩茜介绍，从市场实践来看，目前已有多例两者结合的成功案例，多集中在金融生态水平发展较好、绿色金融体系发展较为成熟的地区，如浙江、江苏、江西等。
　　例如，浙江湖州以“金融+小微企业园区建设”为突破口，探索以“绿色园区贷”助力小微企业入园，通过对集中入园小微企业实施优惠利率、简化贷款程序、降低准贷门槛等方式，鼓励小微企业绿色转型，同时减少金融机构的前期信息获取成本及后期的管理成本。
　　又如江苏高邮实施的绿色种养循环农业项目，以推进粪肥就地就近还田为重点，积极促进畜禽粪污由污染源向营养源转变。为帮助农户应对因施用粪肥和沼液而造成的农作物产量减少等风险，当地创新推出了“腐熟粪肥（沼液）还田利用种植保险”，当因施肥操作不当造成农作物减产时，由保险公司进行赔付。
　　科技推动绿色普惠融合发展
　　绿色普惠融合发展已成为重要发展趋势，在此过程中，除了政策激励机制的完善及地方的实践探索，还有什么手段可以有效推动绿色普惠在更广范围的深入融合发展？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相关调研显示，绿色普惠业务开展比较好的金融机构存在一定共性，包括以数智改造实现业务流程化管理，同时通过模型构建，提升项目及主体在绿色普惠维度的精准识别与匹配，以此来达到降低运营成本、提升业务处理效率的效果。
　　事实上，数字技术的运用不仅能够加强绿色供应链融资的效率，使得绿色普惠金融产品可以触达供应链深处，引导更多绿色投资进入供应链，还能促进供应链信息记录日渐完善，提升了供应链监管能力，从而惠及更多小微企业。
　　微众银行战略发展部相关负责人向记者表示，科技手段在赋能普惠金融方面，通过运用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核心技术，进而为银行惠及“大众小微”等更为广泛的长尾客群提供支撑；而在赋能绿色金融方面，科技不仅也有助于银行加大对绿色投融资活动的识别力度，还有助于扩展绿色金融服务边界至小微群体。基于线上化业务模式，结合产业链服务场景，可以为绿色供应链中下游小微企业提供灵活的流动资金贷款服务。
　　对于技术赋能绿色供应链金融发展，吴倩茜也有同样的理解。
　　“区块链、人工智能及云计算等数字技术的高速发展，改变了供应链金融传统业态，同时推动了供应链金融数字化与产品创新。数字技术在丰富供应链金融产品的同时，依托‘供应链金融+绿色金融’模式，可引导绿色资金更多注入供应链当中，在供应链企业绿色转型过程中起到服务与促进的双重作用。”吴倩茜说。
　　举例而言，例如借助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优势，可对供应链数据进行深度挖掘，开拓出更多具有实用价值的数据基础，为部分难以进行信用管理和风险定价的小微企业提供支持。
　　又如人工智能可用于对主体企业的工商、税务等信息数据进行处理建模，搭建信用评价体系，提前开展风险预警、核查与处置；云计算技术可用于加强对核心企业经营状况、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交易情况的监控和分析计算等。
　　“随着‘双碳’目标的提出，当前市场需求端对供应链绿色化也提出了更高要求，这一需求通过链式传导至小微企业端，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小微企业绿色转型起到了倒逼的效果。”吴倩茜说。
（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